绿色应是一种新的“全球宗教”——在距离南亚岛国马尔代夫几百海里的南中国小城，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创办人、主编刘洲伟言语坚定。

因为“全球化应是守望相助，而不是以邻为壑”。在他看来，人类对可持续的美好生活的信念与梦想中，并不包括这样的情景——马尔代夫的居民无助地看着家园将被淹没，而淹没的原因是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全球重化工业文明所致。

这正合了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，发展低碳经济，实现绿色复苏，这可看做中国和亚洲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选择。4月9日，刘洲伟在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和与会的其他代表，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
他认为，低碳是一种真实的价值观，一种社会正义。而对中国而言，在全球都被迫调整传统的产业、金融、政治社会形态时，绿色更是中国乃至亚洲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会。

作为中国财经媒体的领军者，刘洲伟认为，“无纸化”的新媒体未必就比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更环保，更“绿色”。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应该寻求共生发展，这才是危机后，亚洲媒体业希望所在。”他说。

绿色应是新的“全球宗教”

《21世纪》：发展低碳经济，实现绿色发展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。这届博鳌亚洲论坛也把“绿色复苏”看做亚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选择。请问你怎么理解低碳经济对人类社会的意义？

刘洲伟：低碳是一种真实的价值观，一种社会正义，代表人类对可持续的美好生活的信念与梦想。

全球化应是守望相助，而不是以邻为壑。人类社会不应为达尔文主义所支配。绿色应是一种新的“全球宗教”，其形成有点像汤因比的“危机—反应”机制。这意味着，再想过去那么发展，那么玩，已经玩不下去了。虽然这已是全球共识，但还不够。共识虽有，但无法约束、指挥人们的行动。

《21世纪》：在你看来，实现“绿色复苏”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？

刘洲伟：绿色复苏要有方法论，这是关键。它离不开政策、技术与金融三位一体的合作。中国政府已经承诺，中国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%-45%。这是政策原则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还需要太阳能、风能、核能、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金融与资本的支撑，比如赤道原则、碳汇、CDM机制、证券化等等。

《21世纪》：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潮退时分，选择“绿色复苏”道路，对中国和亚洲有什么特殊意义？

刘洲伟：绿色是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性机会。全球都被迫调整传统的产业、金融、政治乃至社会形态。这种调整中，我们很有机会进行弯道超车，这样东西方就能在同水平上发展了。

新老媒体将会共生

《21世纪》：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，一种说法也逐渐扩散开来——即和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比，互联网等新媒体更环保，更绿色。因此，不少人呼吁传统媒体行业“去纸化”。你怎么理解传统媒体如何顺应绿色大潮？

刘洲伟：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互联网从业者认为，以造纸和印刷术为基础的报纸行业相较互联网等新媒体更不环保。

其实，我们未必能这么下定论。造纸行业的很多原料已经不再来自原始森林，而是速生林。相反，信息产业的建构依赖大量的塑料、硅芯片和电能，从各个环节看都不那么环保，例如硅芯片制造的蚀刻环节，需要利用剧毒物质；而中国的电力大多来自碳排放量很高的火电。

我们现在缺乏计量经济学的方法，缺乏翔实的数据支持，因此常常可能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。

《21世纪》：未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会形成怎样一种关系呢？

刘洲伟：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扩散，为人们对信息和服务的需求提供了更好的选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纸的迅速消失。

人们有各不相同的阅读习惯，各种类型的新闻产品对介质的需求也是不同的，这需要市场实践的检验。我觉得，新闻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保留。当然，它的成长性比以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要慢，因为后者毕竟是新生事物。

此外，从新闻本身的公信力角度来看，大家对互联网上信息的可信度普遍存疑。当然，网上信息创造产生了部分真实可信、有价值的东西，但“互联网怎么怎么说”，常常会成为“谣传”的代言词。因此互联网也给信息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

而传统新闻行业有一整套严格的训练体系，包括职业道德训练体系和专业技术训练体系。它建立起一个有信誉的新闻机制。现在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还有待形成这样一个机制。

因此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是一个共生关系。这种共生关系来自社会分工。新闻业是有门槛的，需要大量懂得行业规范、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从业人员。

有一种说法是，借助新媒体平台，人们能够自己制造并消费新闻，变得“自媒体化”。但“自媒体化”必然意味着重新分工，只有分工才能变得专业，这也是亚当·斯密在《原富论》的精髓所在。

《21世纪》：亚洲媒体未来发展的突破点，是否就在于这种共生关系的发展？

刘洲伟：是的。传统媒体需要积极探索IPhone、IPad等新介质的规律，积极参与新的分工。现在新闻业的革命是由介质革命引起的。后者诱发了传播规律和商业模式的变化。如果传统媒体不去研究它、适应它、拥抱它，就是抱残守缺了。

当然，传统媒体原有的宝贵传统，比如公众或分众的信赖感，还是不能丢的。与此相应的，新媒体也需要在自我反省中确立自己的公信力。

《21世纪》：中国财经媒体的发展是由具有新闻理想的从业者推动的，他们更重视推动经济、政治制度现代化。但新媒体的挑战，让商业模式发生变化，很多人觉得传统财经媒体应该转型为信息生产供应商。这样的变化，会不会动摇媒体的价值观取向？

刘洲伟：凡事都有两面性。我们在实践自己价值观的时候，必然要受各种条件的约束。商业化的媒体固然有缺陷，但我们经过长期实践发现，市场化的媒体比完全意义上的机关报更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。